眼前一张旧时的船票：“宁波—上海”，票价3.60元，当是想起几十年前乘宁波轮船的往事。3.60元是最低票价，五等散席。十六铺码头上了船，到下水舱，有一条条小席子铺着，抢个位置，去领一条毯子过夜，“一席之地”在五等散席找到了注解。虽然有蟑螂，有怪味道，有轮机噪声，但是便宜，和10.30元的三等舱同样是夜快开船，到宁波天还没亮。

如果要找一个乡愁的道具，上海的老宁波，很可能相中的是宁波轮船，乃至这一张船票。说来也有意思，明明是往返于上海和宁波，但是老宁波习惯称这条航线为宁波轮船，而不是上海轮船。那时没有高速，火车很慢还绕路，轮船是必选。余光中那一句“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船票”，好像是写给上海老宁波的。至少有六七十年，上海人去宁波，凭的就是一张小小的船票。

看到的这张旧船票，有十个人被它“裹挟”着。当然，船票是模拟的，是沈轶伦《说宁波话的上海人》一书的乡愁设计，要翻开书，先要撕下船票，像上船要检票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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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我，书中记录的其他九人都是非常了得，多有宁波人的传奇。有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严幼韵，有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，有《愚园路》作者徐锦江，还有陈逸飞、陈燮君……作者亦有宁波的血脉，还请了宁波人毛尖教授写序，闻得到宁波味道了。毛尖教授称，十个人就是十座浮桥，他们在时间的河流里，接通了宁波和上海，和世界。

我只因祖籍宁波，恰好受访于沈轶伦，得以入列。我算不上浮桥，出生时，已经是上海户籍。我爷爷是我们这一支马氏的浮桥，接通了在上海的营生。我是在这座浮桥上来来去去的人，“民主三号”（轮船船名）没有了，但是宁波轮船泊在心里。

爷爷一辈，只会说宁波话；父母一辈，上海话里有很重的宁波口音；我们这一代，被现在的上海话同化了，或许有个别语词带宁波口音，但是会讲宁波话的人很少了。

我算是会讲宁波话的，而且胆子大，到了宁波，喜欢和宁波人对讲宁波话，我的宁波话也温故而知新。

在宁波，未必有机会讲宁波话。某次问路，我已经习惯用普通话，回应我的是带方言的普通话，是一个外地人在问一个外乡人。几乎失望时，听到了有路人在讲宁波话。宁波人知书达理，但是喉咙“咣咣响”，也是出了名的。我上前用宁波话问。宁波话回过来了：“刮及嘎走去”。用上海话翻译，笔直地走去，但是错了，宁波人不讲笔直，是讲骨直——像骨头一样的直。

我喜欢宁波话的市井气息。形容分量轻，叫做屁轻——像屁一样的无足轻重。形容硬，是贼硬——贼怎么可能硬？是和贼同音的石，石硬，更加硬的是石骨硬，最硬的是石骨铁硬。

今年春天去东钱湖的韩岭村。韩岭村有“宁波十大历史文化古村”之誉。虽然如今是旅游热点了，还住着一千多户本地居民。一千年前是村，现在仍旧是村。

走进一家小饭店，是宁波人夫妻老婆店。在宁波人开的饭店里，吃的是宁波人做的宁波下饭，听的是宁波话，讲的还是宁波话——既是正本清源，更加是美食的复合体验，竟然像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的通感：“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；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”

出了饭店向村里纵深走去，有一家家时尚小店，也看得到民居。有几个妇人在自家门外晒笋干。是极嫩的毛笋，切得一片一片，很薄，雪白，宁波人叫作“玉兰片”。上海是买不到的。问妇人怎么买。妇人回答，不卖，自家吃。没有买到玉兰片，却是感受到了宁波“土著”的怡然自得。

每次旅游，总是会去当地的小镇美食集市，摊位上夹杂了各地方言，做着的是这个小镇的家乡口味，做出来的也不知是谁的家乡。我不相信宁波人可以做好冰糖葫芦，我也不相信西北人可以做好宁波猪油汤团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口味养一方厨师。

也只有在空气里布满了宁波味道时，有宁波下饭，有宁波话，有宁波习俗，我回到了宁波，心里有一张宁波轮船的船票。（马尚龙）